沈寧：台北六日
人在海外，只通過報紙和電視發布的點滴去認識台灣，結果是負面的，以為台灣政府業績不彰，官員品格拙劣，台灣人素質低下，文明缺乏，社會混亂，令人覺得恐怖，乃至若干年前有機會在台北謀得一份很好的工作，也推掉了。
最近去了一次台北，發現過去多年的印象，至少百分之八十都錯了。
台灣政府確實業績不彰，官員品格確實低下，但僅此而已，就我個人所見，台灣人（至少是台北人）的素質文明，已達到就中國人而言的最高度。
我是第一次去台灣，希望親身了解真實的台灣社會和台灣人，所以推辭了接待單位的盛情，爭取更多個人單獨活動的機會。台北之美，固然依賴台北飯店之眾多，夜市之繁榮，小吃之豐富，飯菜之精美，但更加吸引著我的，卻是台北的人，普通市民們。
走出中正機場，立刻體驗台灣人敬業樂業的精神。我找到長榮公車櫃檯，買票坐車到台北。從桃園到台北，一小時路程，票價135元新台幣，折合4.5美元（設以30:1計），實在便宜，美國丹佛這樣公車，要貴一到兩倍。我對台北毫無所知，詢問去下榻旅館在哪站下車，他們拿出汽車路線圖，指給我看，並用紅筆勾出下車站名。我又問在台灣怎麼打公用電話，他們詳細告訴我，講解幾種價格，告訴我省錢竅門，給我換了幾枚硬幣，說是還有十分鐘開車，我可以先在候車室打兩通電話，指給我用哪架電話機。
在台北期間，我因故換過兩家旅館，沒有來得及告訴妻子更新電話號碼，怕她打來找不到，跟前台服務員一講，他不僅在本旅館電腦上做紀錄，以便所有服務員接到找我的電話，都能轉給我，而且分別打電話到我原先住過的兩家旅館，請那兩處的前台做好紀錄，凡有美國來電找沈先生，便將電話轉過來。那兩邊的服務員，也都很樂意地答應下來。
事情都是小事情，但我看出大意義。他們既沒有板了面孔，愛理不理，也沒有「堆滿笑容」，為賺你的錢而忍痛做出「笑模樣」，或者臉上帶「笑」卻心不在焉。我所見到的台北服務員們，臉上總是很和氣，很真誠，也很認真，似乎那樣做很自然，很平常，讓我覺得自己並不比別人低賤，也不比別人高貴，所以很舒服。
我住在忠孝東路和復興南路的交點，是台北鬧區的中心，每日從早到晚，車水馬龍，熱鬧非常。早晨上班高峰，捷運（地鐵）忠孝復興站裡人湧如潮。但擠在人群中，隨眾進退，發現台北人雖然匆忙，卻曉得禮讓，頗有君子風。即使在捷運車站裡，人滿為患，卻似乎並不喧鬧。那是我在任何中國人聚集之地，從來沒有體會到過的。公車上，飯館裡，就算西門町那樣的熱鬧地方，包括年輕人在內的台北人，也都懂得儘量保持安靜。我從經驗總結：喧鬧與文明成反比。喧鬧之地，必是文明低落之處。喧鬧度越高，文明度越低。而凡文明之地，自然不見喧鬧。由此可知，台北人的文明程度實在相當高了。
此言不虛，有例為證。在台北乘捷運，站內上下自動扶梯，所有乘客都自覺站在右側，空出左半邊，讓趕路人走。我從未見到一個人，站在左半邊，即使整條扶梯左側都空著。最可愛那些中學生，也如此守規矩。中學生本來是最調皮的一群，喜歡結夥說笑走路，可一上扶梯，便都自覺站在右側，絕不為說笑方便，擠在左側擋路。
捷運車廂內，靠門處安排博愛座，即老幼病殘專座。我每天乘幾次捷運，經常看見那博愛座都空著，許多乘客站在旁邊，卻都不坐。上下學時，很多中學生乘車，也都站在博愛座前聊天，絕不占座位，特別有規矩。一次我見到有人抱個孩子上車，立刻有四五人同時站起讓座，令人感動。
捷運車站月台，每個車門前地面，都畫了斜斜的排隊線，我發現不論多麼擁擠的時刻，所有乘客都會自覺依線排隊，絕不亂擠，而且永遠先下後上，絕無搶先之舉。我在台北六天，街道上，商店裡，公車上，飯店裡，無論何處，從未見到一處有人發生爭執，臉紅脖子粗，更別說罵架甚至鬥毆。中國人聚集的市面，能做到如此，實在是讓我感嘆萬分。
台北是個大城市，馬路上行人多，汽車更多。自行車極少見，但輕便摩托車成千上萬，大街小巷，隨處可見，上下班時可說震耳欲聾。但我發現，市內交通亂中有序。十字路口，每遇紅燈，大群摩托車都會停下，而且全部停在停車線後面，幾乎看不到有人搶出白線，停在斑馬線上。左轉摩托車，也都會停在專設的左轉區內，規規矩矩。行人過馬路，從不亂竄，都走斑馬線，遵守燈標。所以雖然車多，還是很有安全感。
我相信，這是台北全民崇尚推廣文明五十年的成果。上世紀後半段時間，當有些地方把野蠻落後當作光榮來崇拜的時候，台北社會開始對三代人進行不屈不撓的文明教育，已見碩果櫐纍。現在台灣實施九年義務教育，所有青少年都起碼國中畢業，進一步建設文明社會，更有雄厚基礎。
因為時間關係，我沒有到重慶南路的書店街去逛，只在瞻仰國父紀念館的路上，順便去了誠品書店，覺得真舒服極了。台灣出版書籍，講究紙張裝幀，所以擺到架上總是很好看，毫無簡陋之嫌。書店之大，之整齊，之華貴，顯示著書世界的壯美。裡面人並不少，但極安靜，絕無擁擠雜亂之感。我走了走，買了一套自己多年前出版的《嗩吶煙塵》，當晚要送人，又買了一批音樂唱片，價格都比在美國便宜一半，真想多買，苦於無法攜帶太多行李。
我星期天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參觀，看到許多家長帶領七八歲的孩子，細緻觀看各種展物，低聲地講解，耐心地回答孩子的問題。我看到孩子們驚喜的眼睛，景仰的神情，家長的笑容，非常感動。我想，那些家長肯定都受過高等教育，並且希望下一代也具備深厚的文化素養。這樣的孩子，長大之後，當然會成為文明的人。由此可知，不論有人怎樣地企圖切斷歷史，中國文化將永遠代代承傳，綿延不絕。
我向台北的友人們談到這些，讚嘆不已。他們則幾乎一致表示，我選了個不幸的時刻，來到混亂的台北。十年之前的台灣，遠比現在好得多，到處是欣欣向榮，愉悅和諧，人與人之間充滿親切和溫暖。這八年來，台灣被挑起族群仇恨，社會分裂，經濟衰退。我對台北的讚美，倒使台北的朋友們十分感慨，想起過去的美好年代，似乎已是很遙遠的事了。兩個台灣影視界的朋友，跟我吃兩次飯，嘆了幾次：實在懷念過去上學讀書的歲月，雖然生活不那麼富足，但真是和平快樂，無憂無慮。
我到台北的第二天，是台灣政府拆除中正紀念堂牌樓上「大中至正」四個字的日子，所以我一早趕到現場，拍照留念。在報紙上讀，或電視上看，紀念堂前好像萬眾擁擠，衝突頻頻，混亂不堪。實際上，當時在場的不過三五十人而已，警察護衛和新聞記者及工人人數，倒比聚集的市民還要多些。媒體，特別是電視，實在過度誇張，不光誤導民心，而且給台灣人的品格素質抹黑，確是不該。台北人根本不是那樣子的，那天星期五，幾乎所有台北人都在正常上班，很少人願意去參加這個政治鬧劇。
也在中正紀念堂前，我看見綠營的人排隊呼口號，也看見有人高舉青天白日旗示威。一個婦女靜坐地上，舉著一本雜誌，向路人講解紀念堂的建設。兩三隊警察都背著手，站在旁邊看。聽見一個警官指示部下，見此種種，只要民眾不發生肢體衝撞，警察不得干涉，公民有表示自己觀點的權利。
紀念堂廣場上，成群的和平鴿，漫步在森嚴的鐵絲網前面，看到很感痛心。那情景，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圖片上見到過。想不到居然發生在今天，在相當文明了的台北市中心，可見台灣政府確實太落後於時代了。不過，我願意相信，這只是暫時的。美國有句話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既然台灣人已經走入了理性和文明，他們就一定能夠選舉出理性和文明的政府，造就理性和文明的官員，建設理性和文明的社會。
在台北短短六日，對台灣社會和台灣人有了近距離的認識，並因此增加了許多信心，相信中國人還是有可能達到高度文明。所以我尊敬台灣人，愛戴台灣人。如果有機會，我願意再次到台灣去，享受一個正常，理性，文明的中國人社會。
類似沈寧有這樣體會的大陸朋友﹐我在美國也碰過幾位。一位是沙先生﹐上海人﹐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他正在上海交通大學就讀﹐因為發了幾句牢騷被打成右派﹐帽子一戴就是廿年。文革結束後﹐中國百廢待興﹐沙先生因為英文沒有丟掉﹐被派到武漢大學教書。幾年後﹐有個機會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當訪問學者﹐人事單位說他曾經是右派﹐不同意他出國﹐但校長支持他。到了哥大一年後﹐他把握機會申請成為電腦專業的碩士生﹐畢業後就留在哥大工作﹐家人也陸續來到美國﹐一晃眼已經廿多年。
去年四月﹐我到普林斯頓大學參加一項反右派運動50年的研討會﹐認識沙先生﹐沙先生提到他2005年第一次到台灣﹐感受和沈寧完全一樣﹐人與人親切和善﹐搭車文明有序﹐書店充滿文化氣息。沙先生說他在大陸生活了40幾年﹐在美國過了20多年﹐但現在卻覺得台灣才是他的心靈故鄉。我問他為什麼？他解釋說﹐大陸雖然是他的祖國﹐但共產黨實在太可怕了﹐讓他只想遠遠地離開這個讓他飽嚐痛苦的地方。美國是他的第二故鄉﹐給了他重生的機會﹐但生活久了也知道自己只是個過客。反倒是台灣﹐雖然他才去了幾天﹐卻讓他有回到故鄉的感覺。
還有一位朋友姓王﹐他說有一回到台北去﹐搭出租車時不慎掉了包包﹐真把他給急死了﹐因為證件、機票、金錢都在裡頭。朋友趕緊幫他打電話給警察廣播電台﹐他原沒抱太大希望﹐因為這種事以前在大陸也碰過﹐總是石沈大海。沒想到才一個小時﹐就接到警廣小姐的電話﹐告訴他有一位計程車司機把他的包包送到電台來了。他高興得無法形容﹐心想一定要謝謝這位好心的司機。結果到了電台﹐櫃台小姐告訴他司機不肯留下電話。他拿回包包﹐心情很激動﹐覺得台灣人真的很了不起。
另一位朋友姓張﹐他說自己跑過幾十個國家﹐喜歡從交通工具看一個社會。他對台北捷運以及台灣高鐵都讚不絕口﹐不但設備新、車廂乾淨、服務好﹐而且乘客都很守秩序﹐上下車排隊﹐無人喧譁。在他的印象中﹐只有北歐和日本才有這樣的水準﹐連美國都比不上。
浙江嘉興人。1947年生於南京，後居上海。1953年隨父母遷北京，讀小學和中學。1966年大陸文革浩劫，高二停學。1969年到陝北山村落戶，接受勞動改造。。1977年秋，大陸恢復高考入學制度，考入西安西北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分配至陝西省電視台電視劇部工作，參加電視劇編劇及拍攝制作。1983年夏赴美國愛荷華大學自費深造，學習東亞文化學、大眾傳播學、教育學。1986年夏獲東亞文化學碩士，應聘至舊金山任教。1990年後，在多家美國公司任職，曾任美國之音廣播電台新聞主播，亦於美國聯邦空軍軍官學院任文職教官。工作之餘，勤於寫作。除在中美港台各地華文報刊發表多種文字之外，近年出版書藉包括：
《嗩吶煙塵》,《美國十五年》（中國經濟出版社），《戰爭地帶》（中國華僑出版社），《商業眼》（光明日報出版社），《點擊美國中小學教育》（湖北人民出版社），《教官筆記》（中國電影出版社），《A Different View》（美國）。
原文刊載於2008年3月的世界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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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偶像劇要打入日本市場實不容易，就連嚴格如蔡岳勳、柴智屏執導、製作的偶像劇，都必須從「衛星頻道」第一關闖起。甫於日本NHK BS2（衛星頻道）播出的《白色巨塔》即是一例，而台灣首部偶像劇《流星花園1》也是先在日本BS（Broadcasting Satellite）衛星頻道播出後3年，在收視表現良好下，才得以晉級到像是TBS等有線台播出。
僅管日、韓市場難闖，因為幾部偶像劇異軍突起，如《王子變青蛙》、《惡作劇之吻1》、《花樣少年少女》等戲在亞洲熱賣，似有再造第2波偶像劇高潮的期待感（第1波自2001年《流星花園1》播出至2003年）。尤以《花樣少年少女》受到市場歡迎的程度為最，自2006年迄今，陸續在新加坡U頻道、香港無線劇集台、中國中央電視台，及日本東京、大阪、名古屋、福岡4家無線電視台聯播。《花樣少年少女》也讓劇中主要演員吳尊、汪東城等飛輪海成員、ELLA海外知名度大漲，儼然成為繼F4之後新一代的亞洲偶像代表。但總體而言，台灣偶像劇第2波外銷成績仍未超越早期第1波黃金時期。
面對亞洲市場，唯有台、港、中戲劇聯手，才能創造「華流」偶像劇下一波風潮。台灣應該思考如何與中、港更緊密合製、合資戲劇，讓製作成本的負擔減少。台灣受限於市場太小，不敢花300萬1集的製作費拍戲；大陸市場夠大，但無足以吸納海外市場的經驗和人才；而香港擁有多元的影視娛樂環境與國際化元素，唯有兩岸三地合作，以1集400 萬台幣拍戲，華語劇才能更紮實，整合兩岸三地各自擁有的市場，相信除了更紮深華語劇在海外的收視率之外，亦可擴大市場腹地。假以時日，華語劇一定能趕上韓劇，甚而超越韓劇的外銷成績，進而建立一個集結戲劇與娛樂、流行與時尚的影劇產業。
目前仍不脫人治、首重人脈與關係的中國，代理商在戲劇買賣上仍然有存在的必要與價值。中國官方對於戲劇題材、橋段、對白等限制都必須要更開放，整個中國社會吸取的戲劇養分才會更多元。三立頻道事業部國際頻道暨節目行銷副總陳斯維說，校園偶像劇因為牽涉到兒童、青少年的教育功能，中國大陸向來對此十分敏感，舉凡《流星花園》、《花樣少年少女》，這些在其他地區暢銷的台灣偶像劇，都無法順利在大陸播出。
政府、企業界為好戲加碼
粉絲經濟帶動觀光產值
台灣偶像劇從青春校園發跡，無論是「流星花園」的「英德學院」，「花樣少年少女」的「櫻開學院」，更多更多男女主角求學唸書、大談浪漫戀愛的校園情景，都為台灣的校園美景增添一股浪漫氣息，許多大學因為劇紅跟著成為著名的觀光景點，包括中央大學、中正大學和淡江大學等校園。瞿友寧笑說，因為「惡作劇之吻」男主角曾在靜宜大學校園裡的橋上向女主角告白，該校學生也開始流行在橋上告白，並戲稱之為「鵲橋」。隨著偶像劇前進大學校園拍攝的腳步，似乎也將偶像劇的浪漫元素悄然融入了校園文化中。有趣的是，有不少學生粉絲因為「流星花園」而嚮往讀中正大學，看來，偶像劇無形中的影響與散發出的魅力可真不小。
對當年創下高收視率的台灣偶像劇始祖「流星花園」來說，根據發行該劇的電視原聲帶EMI唱片公司統計，這張電視原聲帶在發行4個月之後熱銷了20萬張，發行量之高，直逼暢銷歌手的銷售水準。繼之而起的偶像劇浪潮，包括「我的秘密花園2」在發行兩週後唱片熱銷2萬張；「鬥魚」發行3個月突破7萬張；「雪天使」發行3個月突破6萬張，這些收視率高的偶像劇與其電視原聲帶銷售張數形成強大的連動效果，一般來說，收視佳的偶像劇，其電視原聲帶的銷量平均都在水準之上。
哈台族通通在這裡 (1)
